第二百五十四章 清风对答
其学派主张是：人性既非本善也非本恶，而是有善有恶。
人们对仲良究竟是谁一直没有结论，但仲良氏之儒从人和人性的角度解释礼、认为礼的背后站立的一定是人性的精神，这个主张却是被传承了下来。
孙氏之儒既荀子之儒。
荀子继承孔子治学传统，提出了孟子的性善、首创“人之性恶，其善者伪”的性恶论和“明于天下之分”的朴素唯物论，倡言礼法兼治、王霸并用，义利兼顾之说。
这同思孟学派迥然异趣，和被奉为儒家正宗的孔孟之道亦格格不入；但荀子其人其学及其学生李斯、韩非均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乐正氏有可能是与孟子同时的乐正克，也可能是指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
乐正氏之儒的思想以孝为主，并且把孝道落实到日常中的一言一行，把孝具体化以后能通时常的行为相结合，使从学者有所信仰，从而达到行为和精神上双重的良善。
细读这些学派的思想主张，要是单纯的去说儒学害人，只能说这个人的想法太浅薄了。
殷清风“来”唐之前，没有家学渊源，也对这些典籍不感兴趣，他和大多数人一样误解了儒学。
如果非要说儒学有错，也是儒学的继承人犯了错。他们不应该只把儒学当做唯一，也没有意识到理论只是理论，在真正的治理国家时还要与时代相结合起来。
中国古代文化总源头，也是儒学的根源---易经里提到“损卦有云：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皆行；益卦有云：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皆行。”
与时俱进才是治国之道治学之道。
孟氏之儒在“八儒”里排第四。殷清风不知道这个排名是怎么得出来的，但殷闻礼想知道他对《孟子》的理解，他就必须要拿出让他信服的结论来。
“孟儒是孔儒的延续和发展。与《论语》相比，《孟子》更完整地阐述了儒家的思想，他的思想对后世的治国以及人们的处身立世，都有极大的影响。
所以，侄孙以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殷闻礼皱了皱眉头。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
他的不以为然也是有根由的。
《汉书·艺文志》着录《孟子》有十一篇，东汉末年的经学家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认为《孟子》的前七篇为真，后四篇为伪篇。或许是这个原因，东汉以后，这四篇便相继失佚了。
尽管《汉书.文艺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
经书是指儒经，即儒家经典着作。
子书是指诸子所撰写之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诸子计有一百八十九家，除去汉代的四十九家外，先秦诸子还有一百四十家之多，各家“以成其言”。
传书，是记载历史传记的书籍。
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
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
后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一经。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之书了。
现在还是唐初，《孟子》的地位并不高，要不是殷清风说他读过《孟子》，他或许都不会提到这本书。
“阅读《孟子》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个是时间顺序，一个是思想主张。
孟子游历诸侯的经历大致为：在邹国游历年龄约在四十岁左右、第一次到齐国时是齐威王执政、到宋国是宋偃王、在滕国是滕文公、到魏国是梁惠王、第二次到齐国是齐宣王、离开齐国后告老还家，着《孟子》。
《孟子》体现了孟子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不是在书房内沉思和玄想而得，而是在游说诸侯的实践中的宣扬和主张，是对一个个具体事例的回应。
想要读懂《孟子》，要结合他所在的时代，这样才能“知人论世”。”
殷闻礼又暗许的点头。这样才是治学的思路。就像殷清风说的那样，不能读死书。
“孟子的思想较为丰富，有所谓三辩之学，即人禽之辨、王霸之辩和义利之辨。
人禽之辨：如《孟子.滕文公上》中“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王霸之辩：王指三代圣王之王道，霸指春秋五霸的治国之道。
孟子以王道与霸道相对，认为施行仁政，以德服人者为王道；霸道以武力压服别人，不能使之心悦诚服。
所以，他提倡王道，反对霸道。
如：邹与鲁閧：邹国与鲁国争斗，邹国有三十多“有司”被打死，而百姓却在一旁见死不救，所以，穆公向孟子请教其中的原因。
孟子认为，不能以官吏甚至君主代表国家，国家的主体是民众而非君主和官吏。百姓的冷漠责任在官吏。邹国的官吏平时缺乏仁爱之心，对百姓的死活不管不问，现在算是得到了报应。
解决民众“爱国”的问题，要依靠“行仁政”。只有造福于民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
除了立人之本在教育的人禽之辨和民本和仁政的王霸之辩外，义利之辨才是立国立心之根本。
义原指人义、情义。儒学的“义”重在群体利益，“利”重在个体利益。诸子各家对义利问题均有不同的诠释，而儒家对其尤为看重。
儒家学派以重义轻利为先见，孔子强调：“不义而且富贵，于我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则以为：“荣辱之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孟子》开篇即讲“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到了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由此可以见得，人的义和利虽是密不可分的，但却有孰先孰后、孰主孰辅之分。
有人认为“舍义取利”造成很多人谈“利”色变，以为“利”就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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