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四章 一朝蝉蜕始化龙

多年的“知识权力化”链条被斩断,将使得整个国家知识阶层对国家认同和信仰的崩塌。

然而恰恰在这个绝对专制的时期,从政治上讲,国家是需要知识阶层协助,来建立认同和信仰的,否则就会处处烽烟,防不胜防。

某人说可以搞军政府,以后再改过来。

近代国家的权力体系无非四种,财富权力化、军功权力化、出身权力化和知识权力化,前三者已经被中国人所摒弃,只有知识权力化才算是相对最公平的。

好的不学学坏的?除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还能有什么?看看另一时空的暹罗和拉美,权力体系一旦固化,谁会允许外人动自己盘子里的奶酪?所有想动的人,要么最后是远遁避祸,要么就是全家死光。

皇帝?皇帝那时候只是一个摆设而已。

所以,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科举制是不是应该废除,而在于新式教育体系能不能能替代科举制的选才和教育功能,能不能立即担负起科举制原有的政治整合功能,能不能增强社会结构的弹性并有利于国家对社会的驾驭。

很显然,北海镇目前的教育体系还远远做不到。相对于两亿多人口的大国,近四十多万人的北海镇即使人人识字,也是力有不逮。

别说三十万了,另一时空中,辛亥革命前的新式学堂所吸纳的学生总数近三百万人,而相对于两千万的科举读书人,其社会动员能力还远远不足。乡绅一句话,不管是姓德还是姓赛,全给我靠边站!

清末民初社会有多动荡、多混乱?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动荡,导致从上而下的政治整合失败,才有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

其实古代中国的超大地域为“知识权力化”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但是分散化的社会管理成本和小农经济的财政能力限制了知识官僚体制的规模。也就是说,因为小农经济,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单一化,财政盈余能力太弱。

不是皇权不想下县,而是完全承担不起下县的成本。要不是雍正苦心经营十几年,乾隆继位后又赶上人口大爆发,耕地规模猛涨,就冲乾隆这么打仗,财政根本扛不住。

赵新正是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斟酌,冥思苦想,跟很多人聊过之后,才弄清了这个问题所在。

而到了这一步,他也终于从一个贪财的“知道分子”,蜕变成了一个初入门径的“政治人”,而要想成为一个“家”,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江藩离开赵新家后,没有回住处,而是径直去了图书馆。果然,段玉裁、刘台拱和洪亮吉还在那里,连汪中也来了。

将近八万卷、230万页的《四库全书》,即便是一秒钟打印一张,也得需要27天。从这一点来说,赵新收100银元还真是赔本吐血良心价。

听到开门声和脚步不断靠近,段玉裁和刘台拱都没说话,洪亮吉抬头看了看江藩的表情,问道:“谈的如何?”

江藩摘下帽子仍在桌上,用手摩挲了一下脑后的发辫,过了好一会才长出一口气道:“看不懂。”

段玉裁头也不抬的问道:“子屏此言何意?”

江藩没有回答,而是看向汪中道:“容甫前辈,赵王跟您学了多少?或者说,他究竟师承何处?”

汪中摇头道:“惭愧的紧,汪某跟赵王坐下来交谈,拢共不到十次。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汪某向他请教那些新式学问。子屏你这是怎么了?”

“江某似乎有种错觉,这赵王应该是读过四书五经的。”

“嗯?”这话一出口,刘台拱和段玉裁都抬头看向江藩。

江藩一边回忆跟赵新的谈话一边道:“圣人的话他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即便江某旁敲侧击,他也是略一思索就能懂我的意思。可他为什么不以礼义而用技艺治国呢?”

“因为赵王最初起家的人马是倭国流民!”汪中解释道:“知小礼而无大义,畏威而不怀德。带着这样的人去打天下,必要用荀、管之术不可。”

“啪!”洪亮吉一拍桌子,赞同道:“还是容甫兄看的透彻。”说罢,他看向江藩道:“子屏,赵王还说什么了?”

“科举不会废。”

江藩此言一出,顿时语惊四座。连刘台拱都憋不住了,探身道:“此言当真?”

“亲口对我说的。不过,不过赵王说,以后的各级科举考试中,要加一项策论。”

段玉裁拈须皱眉道:“策论?恢复唐制?”

“不。赵王的意思是技艺策论。设经济、法律、地理、数学、化学诸科,每科设一题,士子自选一题解答。譬如君直兄擅长舆地,就可以选地理题;容甫兄擅礼法,可选法律题。”

“若是中了呢?”

“中了之后还要经过两年的技艺学习,方可为事务官,再经几年磨砺,方可为政务官。”

不等众人消化方才话中的内容,江藩继续道:“赵王还说了,”

洪亮吉一拍桌子道:“哎!子屏,你怎么也说话大喘气啊?快说快说!”

“以后再无捐官。”

“好!”

段玉裁颔首道:“卖官鬻爵,贪权窃柄,虽古已有之,可朝廷仅为蝇头小利,滋长贪虐之风,倚杖官身,鱼肉乡愚,稍有人心,为之发指。而当朝大员,以此等官员倚若腹心,用为牙爪,择肥而噬,唯利是图,风俗颓坏至此,终将酿成祸乱。”

在场众人都知道段老头在说谁,和珅呗!至于和珅背后那个,目前段玉裁还不敢说。

卖官鬻爵这种事,从汉武帝时代就有了,目的就是给朝廷创收。然而口子一开,历朝历代就再也没关上过。

正途科举的读书人没办法,又不能明言反对,于是就搞起了鄙视链。一甲不服二甲,二甲自认才高于三甲;而三甲和一甲、二甲则一起看不起“非甲”。

清代的捐纳首开于康熙十三年,因为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抗击沙俄等内外战争导致财政紧张,于是明码标价。至于说什么“搜罗异途人才,补科目所不及”之语,纯粹是“既想又想”之举。

历史上自恋如乾隆、节俭如道光、悲催如咸丰,御极之初,都说以后不再纳捐。然而他们当中坚持停捐政策最长者是道光,七年;居中的是乾隆,三年;最短是咸丰者,当年宣布停捐,没等过年即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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