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两宋局（1）整体解剖

以解释他为何不择手段夺取皇位，一段说一段。他在位第二年便亲征太原夺取了北汉的地盘，也是五代十国最后一个残存王国，由此彻底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不过，他的抱负嘎然而止，停止在他两次攻辽企图收复幽云十六州均以失败告终上面，从此宋朝对辽国一直处于守势，这也是宋朝进取扩张增大统一版图不断努力的结束。

公元997年，赵光义去世，传位给第三子赵恒，是为宋真宗。宋真宗签订了澶渊之盟。当时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攻宋，宋真宗则在寇准等人的极力劝说之下决定亲征。本来宋军形势一片大好，但懦弱的宋真宗最终还是选择和辽国在澶渊定盟罢兵，约定双方结为兄弟之国，两国之间开通互市，宋朝则需要每年送给辽国一定数额的岁币作为补偿，这是宋朝进一步后退的标志，第一步就是太宗的由攻转守，第二步就是这次，把宋国民脂民膏拱手送人，养盗遗患，从此以后强邻皆知，宋朝就是一只肥羊。

此后，宋辽之间出现了难得的百年和平，宋真宗也比较消停，使得北宋的各项实力得以平稳发展，阿谀之徒称之为咸平之治，不过就是平民能过正常生活。这就导致宋真宗好了伤疤忘了痛，并不知道爱惜民力，培养国本，反而沉溺于封禅，这典型的是昏君奸臣合力营造的虚假圣治，完全搞错了感恩对象，却拜谢那些虚无缥缈无稽之谈的存在，几乎将所有国家积蓄挥霍殆尽，在他晚年宋朝出现了朝廷蓄藏已经空尽的荒谬，如此糟蹋民脂民膏，空耗国本，只不过给他赚得一个神棍皇帝的雅号。

公元1022年，宋真宗去世，曾经被狸猫换掉太子的赵祯继位，这就是宋仁宗。宋仁宗保命得位不易，因此不甘虚度，对割据西北的党项首领李元昊反宋建立的西夏，采取积极进攻的策咯，经过了多次两败俱伤的战争以后，和西夏订立合约，就是庆历和议，其中主要内容西夏表示向宋称臣，双方开通互市，另外宋朝也需要每年送给西夏一定数额的岁币以作补偿，这可以算为打了一个平手，仁宗并未失德取辱之处。

宋仁宗的积极进取，使得宋朝和西夏之间的冲突没有吃亏。但是这只是从小处着眼。让西夏脱离宋朝的统治，成为宋朝的强邻大地，则是整个宋朝的处置事宜国策的失败，而后来西夏转而向辽国称臣，就更是打宋朝的脸了，故此可知，在具体事务上哪怕没有吃亏，整体国策上失策，也是与大局无补。

具体到送给西夏的岁币加上送给辽国的岁币，本身对于宋朝每年庞大的赋税收入大约一亿两来说，其实不算大事，也就是说起每年送给辽国的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折银三十万两，送给西夏的岁币每年绢十五万匹、银七万两、茶叶三万斤，折银二十五两，两项合计一共五十五两，占全国的赋税收入比例微乎其微，只有百分之零点五五，正所谓伤害性不大，羞辱性极强，但是如果说这是积贫积弱的原因，就和事实太远了。

其实北宋被认为积贫积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积贫，一个是积弱。其中的积贫，其主要原因还是朝廷开支太大，冗员、冗兵、冗费极为严重，所以解决三冗才成了皇上和大臣不得不重视的问题，而对西夏辽国的岁币只不过是对他们开战的一个理由，没有人当作是一个重大问题，其实和议也和这个息息相关，兵戈一动，哪怕是局部冲突，兵员费用的开支都会远远大于岁币的支出，故此，任何负责任的大臣都不能忽略议和这个策略必须予以认真考虑，而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又不是你敢打不怕死就能决定的。比如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状态，如何与那些整天以侵掠为生的蛮兵对敌？只有岳飞占了上风，又被昏君奸臣扼杀。而积弱，说的是屡战屡败，这需要另说。

宋仁宗在历史上名声不错，原因就是任用了几位良臣，而那些昏君，无一例外，都是任用了奸臣，鱼虾同类相聚的特征非常明显。仁宗任用包拯，还有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进行庆历新政，为后来王安石变法打下了根基。好坏效果暂且不说，承继关系需要明确。仁宗朝代的改革是一个先驱式的尝试，给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借鉴，具体借鉴的好坏，这不是被借鉴人的责任，欧阳修还有一事值得提及，就是公元1057年，他作为主考官的一次科举考试中，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人才汇聚，进士科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吕惠卿、曾布、章惇等数十位臣僚，可惜大多都上了徽宗和蔡京的奸佞榜单，明月照沟渠。

公元1063年，宋仁宗病逝，由于他仅有的三个儿子早夭，皇位传给自己的养子既其堂侄赵曙，就是宋英宗。宋英宗病体缠身，无所作为，只有两件事史上留痕，一是命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而是将他的父亲称为皇考，本来应该是宋仁宗。

公元1067年，宋英宗病逝，其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开始重用王安石等人进行变法。同时重开边衅，直接攻占了吐蕃青唐地区，对准西夏，不过随后两次与西夏交战均告失败，直接导致王安石两度罢相，所有的变法措施也随着宋神宗的去世而被逐步废除。说起变法，英宗和王安石实为有宋一朝的最佳组合，别管从人品还是能力上都属上乘，没有成功，说明变法的复杂以及保守势力的根深蒂固，而这有何有宋一朝的国体和传统国策密不可分。

公元1085年，38岁的宋神宗去世，十岁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太皇太后高滔滔出来临朝称制。高太后本身就不支持变法，于是起用司马光等人将新法彻底废除，司马光这种全盘否定变法的态度，连同为守旧派大臣的苏轼都看不下去，仗义执言，因而被守旧派所贬。这不是苏轼的个人悲剧，而是宋朝国运的悲剧，因为苏轼映照了宋朝的政局，从此以后，新党旧党之争超越一切，席卷一切，皇上都要站队，一直到北宋灭亡，然后又在南宋偏安小朝廷继续泛滥，冲垮一切，直到与那些亡国之君臣一起沉没南海之涛。

高太后和守旧大臣的反攻倒算引起哲宗不满，他亲政以后重新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打压旧党，并恢复了部分王安石变法成果，可惜依然难以长久，哲宗只亲政六年便病逝了，时年仅25岁。皇帝短命，不同皇帝的立场不同，使得不稳的宋朝政局更加动荡不宁，那些国家精锐持重大臣不得不保命挣扎，要想做事，更是不得不和那些奸臣一样四处钻营，这都是国家的灾难，因为持重如同定海神针的国宝级大臣，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出现的，这也是那些志向宏远宋朝大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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