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丰富多彩的食物

色彩,一方面同统治者人推崇道教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道教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尽力接近百姓。

唐代饮食文化鲜明的道教色彩是唐代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唐文化的重要特色。

此外唐代饮食生活还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喜爱野菜。

因为唐代人们食用的蔬菜主要来自园圃的供应,然而采食野菜仍是当时饮食生活的重要内容。

人们一来利用野菜充饥,二来也为自己的食物增添新爽的口味。

特别是唐朝时蔬菜品种还不是很多,特别是冬,就连皇宫里也难得吃到新鲜的蔬菜。

所以野菜大大丰富了唐饶饮食。

唐人最常采食的野菜包括莼、蕨、薇、荠、蓼、苍耳、马齿苋等品种。

莼菜,又名水葵,属水生睡莲科植物,其叶片浮于水面,我国长江以南多野生,春夏采其嫩叶可作蔬菜食用。

蕨属蕨类植物,凤尾蕨科,多年生草本,南北荒山中均有生长。其幼叶可食,称蕨菜。

春荒时期,新生的蕨菜作为然食物,往往可以帮助人们度过艰难岁月。

薇是豆科植物中的大巢菜,俗叫微菜,多生于山地,味甘,微辛,其蛋白质含量高于同类野菜。荠菜属十字花科植物,多生于田野及庭园,春季鲜嫩时可食。

这四种野菜都很美味,也是唐代的人经常使用于肴馔之中的。

苍耳,又名卷耳,属菊科植物,多生于荒地及路旁。

藜,亦称灰菜,属藜科,南北均产,其嫩叶可食。

藿,指豆叶。藜藿经常并称,意为贫贱之菜。

这三种野菜味道并不可口,但唐朝的贫穷人家在饥荒的时候必须把它们当做食物用来充饥。

蓼,指水蓼,一年生草木植物,生于湿地、水边或水郑

水蓼味辛辣,含有辛辣挥发油,人们一般将其作为调味食物。

除水蓼外,同为蓼科的香蓼和青蓼也常被当作野菜食用。

马齿苋,又叫马齿菜,广生于田野、荒坡和农作物之间,夏秋时多可采集。

唐人把马齿苋当作难得的佳蔬,连唐朝宫廷有时也吃马齿菜,并以此作为体查民情的一种表示。

《唐语林》卷一曾记载:“德宗初即位,深尚礼法,……召朝士食马齿羹,不设盐酪。”

除上述的品种外,唐人采食的野菜还有很多,诸如睡菜、水韭、荇菜、苦菜、堇菜、鼠耳、金盘草、回纥草、孟娘菜、四叶踩。

总之,唐朝人尽最大可能去自然界寻觅野菜,借以弥补食物的欠缺,同时也为自己的日常食物开辟了更多的资源。

对了,还有一点是唐朝饮食文化与外国饮食文化的交融也十分普遍。

在唐代,唐朝饮食文化与外国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

今我们日常吃的蔬菜,大约有160多种,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

在汉唐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水果和调味品。

引入的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

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了中原,乳酪、胡饼、羌煮貊炙、胡烧肉、胡羹、羊盘肠雌解法等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

其中以“羌煮貊炙”的烹饪方法最为典型,所谓“羌煮”即为煮或涮羊、鹿肉;“貊炙”类似于烤全羊。

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包括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食品制作方法等。

1992年在新疆吐鲁蕃发掘的唐墓中,就出土过一种梅花型带馅的点心。

唐代的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胡食”是汉代人对从西域传入的食品的一种称法。

唐代的胡食品种很多,例如面食有餢飳、毕罗、胡饼等。

餢飳是用油煎的面饼。

毕罗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以面粉作皮,包有馅心,经蒸或烤制而成的食品。

汉族在接受胡族饮食时,往往在“胡食”里渗进了汉族饮食文化的因素,如羊盘肠雌解法,唐人就用米、面作配料作糁,以姜、桂、橘皮作香料去掉膻腥以适合汉饶口味。

由此可见,尽管胡汉民族在饮食原料的使用上都在互相融合,但在制作方法上还是照菇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

这种吸收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唐代及其后世的饮食生活,使之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包罗众多民族特点的中华饮食文化体系。

唐人非常喜欢饮酒,其中有名的是酒八仙。

酒八仙指唐代嗜酒的八位学者名人,亦称酒中八仙或醉八仙。

新唐书《李白传》载,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进、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

在唐朝本土的药酒流行的同时,唐朝也流邪洋酒”,像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高昌的葡萄酒。

古长安西市及春明门至曲江池一带,也有不少胡姬侍酒的酒肆。

李白的诗作中对胡姬多有咏吟,所谓“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更写到“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描绘了一片异国情调、旖旎风光。

张骞在出使西域时将葡萄种植及酿造技术引入中原,但由于葡萄原料生产具有较强季节性和地域性,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并没有在内地大面积推广。

唐太宗攻破高昌时将葡萄栽培及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引入了内地。

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记载,唐初就已将高昌的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法引入长安,唐太宗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歌咏葡萄酒的唐诗。

据就连魏征都是酿造葡萄酒的能手。

除此之外,唐代还从西域引进了蔗糖及其制糖工艺,使得中国古代饮食又平添了几分甜蜜,其意义不亚于葡萄酒酿法的引进。

从以上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唐朝时开明的对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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